[47]熊樟林：《行政违法真的不需要危害结果吗？》，《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36页。
实际问题是，司法发挥作用是在第二次权利分配已经完成后的事后阶段。法律制度与日本根本不同。
但是，在城市型社会中，则必须更加针对个别性状况提高具体对应程度。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问题便是，可以认为双重空间分割在为权利分配方面具有不彻底性。[43]明石達生「新まちづくり三法における都市計画のパラダイム転換」季刊まちづくり13号(2007年)16—17頁。上述做法有着如下意义。[9]当养牛的人共同使用共同的牧场时，假定每一位养牛人都会采取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行动，并且该共有牧场所能生产出的牧草数量有限。
因为，a)如果赋予建筑物所有权人高度不受限制的权利，而希望享受日照利益的近邻居民购买此建筑时进行限制高度的交涉。然而，第一，这种以所有权与公益性规制二元对立结构为中心的视角，无论如何都无法明确其他利害关系人所处的地位。而如今，在加强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民的司法参与，吸纳公民监督检察事务，对办案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推进司法民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但在后续改革中，大多数省级院将人民监督员工作定位为司法行政工作，与业务部门是有所区别的。以列举的方式保证制度的规范性、周延性，避免出现以其他应当进行监督的案件为代表的留有余地的兜底式条款。如果依旧保持如此精英化的选任模式，人民监督员将会从一开始就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这也将会严重影响监督实效的发挥。对于前者而言，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一些地区正在开展的审查逮捕听证制度之间的衔接，是未来公民参与检察工作的一项全新的路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决策的权威性。
陪审制度已经开辟了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化先河，积累了大量经验之后必然推动公民对整个刑事诉讼的参与，其中应当包括公民参与检察工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力分散比权力集中更能减少滥权的风险。
[7]在由审判员与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上，人民陪审员能够在案件裁判上产生影响，同审同权保障了人民陪审员们能够以参与的方式监督司法。虽然在前文中提到人民监督员程序的启动上应将更多情形纳入直接启动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一些案情简单、社会影响不大、没有争议的案件为节省司法资源之需要不应被纳入监督的范围之中。在地方上，人民监督员主要由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组成，除此之外，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往往会与一些与检察机关联系密切的机关、团体与企事业单位联系，商请这些单位推荐人民监督员的候选人。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以前，人民检察院一直承担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任务，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呈现出了检察机关既负责案件侦查，又承担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两项职能的局面。
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给公民提供了参与司法的途径，但实质作用并不明显，难以真正对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产生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等情况都应该排除在监督范围之外。拟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超期羁押或者延长羁押期限决定违法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这几种情形覆盖范围较广，尤其是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在实践中难以交由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把握，因此也建议重作规定。连任制大大强化了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之间的熟悉程度，但这种熟悉有损监督的中立性，极易形成由外部监督演化为内部监督。
在此流程中，人民检察院进行说明这一环节是在没有新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作出的，相比较于日本检察审查会在面对异议后须重新侦查的情形，我国的说明环节更类似一个游说的过程，以办案人员向人民监督员们重申作出决定的必要性、解释决定原因为主要内容，目的在于让人民监督员接受检察机关作出的办案决定。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在诉讼程序中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评议，但人民监督员没有对案件办理的决定权，只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是否采纳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实际是诉讼程序性参与，体现了参与中监督。
推进公民的参与，不仅在于防止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出现决定错误，而且在于公民参与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启动初期，并非每一种监督情形的启动方式都相同。
至此，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式纳入了检察体系中，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决议分为三种情况：若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正确的，作出不起诉适当的决议。在具体工作机制上，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已运行十年有余，但人民监督员在履行监督职能过程中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有异议从而提出监督意见的情况，却始终未规定后续的救济机制。五、结语 除人民监督员制度本身需要为适应监察体制改革与捕诉合一改革而作出调整之外，对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也应同步进行完善。其中，人民监督员不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意见的394件，检察机关后续采纳的有163件，采纳率占到41.4%。(二)美国：大陪审团制 区别于小陪审团主要针对保障公民在审判中的参与，大陪审团设立的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起诉权，防范检察官滥权。
这样的启动机制使检察机关享有启动上绝对的主导权，11种情形中的大部分都需经过承办部门初步审查，也即事先形成了一道过滤机制。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经反馈说明后，参加监督评议的多数人民监督员仍有异议的，可以有一次复议的机会，复议大多仍由原办案人员负责，复议决定权最终掌握在人民检察院手中。
在多年的制度发展过程中，人民监督员制度经历了由产生到改革再到陷入争议，梳理其演变过程与当今时代背景是发现问题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并未赋予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刚性效力，所谓监督只是在边缘的花拳绣腿，无法真正落地。
此外，人民监督员的每届任期为5年，每人最多可以连任一次。大陪审团职能之一便是审查起诉职能，这与检察审查会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当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与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决定不一致时，人民检察院应对案件重新进行审查后及时进行再次评议，并将再次评议结果反馈给人民监督员在对候选人的审查上，也应做到客观、中立，避免偏向于国字号吃皇粮的精英们，也避免大规模选任工作经历、价值观、知识背景等因素非常接近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2.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背景下决策科学化的要求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是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也就是说，只要是可能被判处重罪及以上刑罚的案件，应有大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
一些真正需要接受公众监督与评议、可能带来较大舆论影响的案件，往往最后无法进入人民监督员评议的环节。在人民监督员工作处划转至案件管理办公室后，能否形成有序的衔接与有效的制度探索，能否在转型过程中经得住考验，继续发挥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监督检察机关工作的桥梁作用成为接下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但另一方面，由于并未赋予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刚性效力，所谓监督只是在边缘的花拳绣腿，无法真正落地。(二)改革方向 1.单一型与复合型两种径路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已初步完成体系化建设，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形成了贯彻四级检察机关的工作条线，并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运行。
虽然对监督范围的限定符合人民监督员创制的初衷，但不符合检察工作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亟待解决的需要。虽然现阶段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覆盖面还没有具体的界定，但仅就刑诉法修改前单单对自侦案件中几种情形的监督而言，都具有科学化的意义。
这些由于检察机关基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客观条件制约所产生的缺陷，造就了该制度进一步前行的路障。这就需要法律法规制定者转变视角，确立人民监督员的发展目标与方向，避免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只局限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一)当前问题 1.功能定位模糊 首先应当厘清参与与监督这两个概念。此时在人民监督员内部进行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若最终结果与办案决定一致，便形成统一的办案决定。
【摘要】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大制度设计。但是，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捕诉合一内设机构调整的推行，时代背景发生改变，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工作中的运行面临新的重大挑战，需要我们明确改革方向，厘清改革思路，并针对当前功能定位模糊、监督范围狭窄、制度机制不完备与监督过程虚化的问题，从理论和实务层面作出积极回应。
[1]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撤案、不起诉处理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在办案中发生的五种情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而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是对办结后的案件进行监督，利用参与的形式对案件实体进行监督，体现了监督中参与，进一步向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和参与的双定位靠拢。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进入专题： 人民监督员制度 监察体制改革 。[12]检察审查会在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后通过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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